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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走基层)海拔4800多米 5位“90后”守护青藏铁路春运******

  中新网拉萨1月31日电 题:海拔4800多米 5位“90后”守护青藏铁路春运

  作者 四朗卓嘎 马生明

  “嘀嗒、嘀嗒……”1月28日8时20分,一阵闹钟声划破了寂静的青藏铁路那曲信号车间扎加藏布信号工区宿舍,“90后”工长杨建青翻身关掉闹铃,起床后摘掉鼻子上的氧气管,开始了一天在海拔4800多米地区的工作、生活。

  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拉萨基础设施段5名“90”后,坚守在全国海拔最高的铁路工区扎加藏布信号工区,担负唐古拉南、扎加藏布、雪查玛3个平均海拔4800多米的“云端小站”36架信号机、14组道岔、30个轨道电路等信号设备的日常维护及故障处理工作。

工长杨建青洗漱完后涂抹防晒霜,其身边是一个氧气瓶,日常吸氧是在海拔4800多米地区生活的日常。 马生明 摄工长杨建青洗漱完后涂抹防晒霜,其身边是一个氧气瓶,日常吸氧是在海拔4800多米地区生活的日常。 马生明 摄

  “高原紫外线强、风沙大,一天不涂防晒霜,脸上的皮就会脱落。”杨建青洗漱后,回到宿舍厚厚涂抹了三层防晒霜,同时唤醒还在熟睡的工友们。

  几位“天路医生”坚守在缺氧的高原,吃饭、睡觉、行走所消耗的精力常人难以想象,他们通过勤监测、勤巡视、勤分析的“三勤”进行设备养护工作,护航青藏铁路春运。

  9时许,第一缕阳光照射在扎加藏布信号工区院内。今年24岁的莫文跟着工长杨建青在工区信号设备集中监测室,查看分析三个站室内外信号设备的基本运行状态。随之,二人穿着厚厚的棉服,迎着朝阳前往扎加藏布站开展室外设备巡视作业,通过瞭望线路上的信号设备,查看信号机械室道岔缺口等关键设备数据变化,确保春运期间设备安全稳定运行。

冬季西藏那曲寒风凛冽,工长杨建青(右)加固道岔安装螺丝。 马生明 摄冬季西藏那曲寒风凛冽,工长杨建青(右)加固道岔安装螺丝。 马生明 摄

  10时20分,巡视完信号设备后,二人返回工区吃饭。如今,这处超高海拔地区工区已修葺一新,职工活动室、学习室、宿舍区、小食堂等配套设施齐全。性格内向的莫文是工区里离家最远、年龄最小的职工,平日里,大家都对他照顾有加。

  扎加藏布信号工区所在的羌塘草原人迹罕至,只有常年的狂风。“大家吃过饭后都回宿舍再吸一会氧气,然后准备今天的‘天窗’作业。”杨建青说,出工前吸氧、睡觉吸氧、看书吸氧……这样的场景,是扎加藏布信号工区的日常。

  吸完氧后,杨建青带领4名作业人员快速将机料具装上车,先沿着青藏铁路驱车近二十分钟,而后跨穿过铁路涵洞,沿着一段坑坑洼洼的土路向作业地点挺进,一个小时后才抵达雪查玛站。

  15时10分,在设置好防护作业后,“天窗”作业命令下达,职工们有序进入防护网,按照分工分别展开作业。杨建青跪在2号道岔旁,俯下身子,仔细查看道岔尖轨是否存在翘头等情况,并在随身携带的本子上详细记录发现的问题。

1月28日,防护员马雷福在作业现场做防护记录。 马生明 摄1月28日,防护员马雷福在作业现场做防护记录。 马生明 摄

  “今天还算暖和,风不大,平日里检修设备,大风吹得眼睛睁不开,鼻涕也擦不完,冻得直哆嗦。”杨建青边检查边说。因为长期在高海拔地区,他面色黝黑,脸上都是被紫外线灼伤的痕迹。

  在信号机旁,现场防护员马雷福正通过对讲机和室内驻站联络员肖本强通话,并在本子上详细记录。

图为傍晚作业结束返回工区的便道。 马生明 摄图为傍晚作业结束返回工区的便道。 马生明 摄

  17时30分,“天路医生”们经过检修养护,顺利完成了当天的“天窗”工作。据悉,春运期间该工区安全工作标准分毫不减,每周一课、每月一会的学习如常进行。(完)

曾发出“最后一电”震动全国 抗日老兵卢庆贻去世******

  “此电恐为最后一电,来生再见。”这是抗日战争期间震动中国的“最后一电”中最为著名的一句话。

  这封电报出自1944年的衡阳保卫战,约17000名中国士兵面对超过10万日军,坚守衡阳47天,打退日军多次进攻,直到弹尽粮绝时发出了这封被称为“最后一电”的电报。这封电报后经报纸报道,闻名全国,激励了国人的抗日热情。

  2023年1月9日,当年发出了“最后一电”的发报员、抗战老兵卢庆贻的儿子卢先生向北京青年报记者表示,其父亲在1月8日上午10时55分于湖南湘潭去世,享年94岁,“父亲一直教育我们做人要诚实,要走正道,堂堂正正做人。他曾谈起战争时命悬一线的经历,但直到此前有人调查相关的历史时,他才说起自己就是著名的‘最后一电’的发报人。”

  卢庆贻13岁报名参军

  湘潭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此前发布的文章中介绍,1941年,刚满13岁的卢庆贻报名参军,投身抗日,被分配到第十军军部。1944年,为扭转太平洋战场不利局面,日军急于打通从中国东北到东南亚的大陆交通线,疯狂实施所谓“一号作战计划”,扼守粤汉铁路的长沙、衡阳是主战场之一。当年5月底,第四次长沙会战爆发。日军主将找到中国守将的战法漏洞,狡猾地实施作战计划。当年6月,长沙沦陷,衡阳北面再无阻挡,日军大举南下进犯。第十军奉命死守衡阳,寸土不让,等待援军,但双方实力悬殊,守军只有17000余人,日军兵力超过10万人,还动用大量飞机大炮对守军阵地和衡阳城狂轰滥炸。

  1944年8月6日发“最后一电”

  文中介绍,卢庆贻曾回忆说,1944年6月下旬,日军三个师团对衡阳城发起第一次强攻,从地面和空中进行狂轰滥炸。但守军士气高涨,沉着应战,顶住敌人猛烈炮火,日军阵地几乎没有向前推进一步。“日军还使用了毒气,我军整整一个排的人都被毒死。城内的防毒面具都被送到前线,但还是远远满足不了需要,后来只能把毛巾打湿后围在脸上防毒。”卢庆贻说。此后,中国军队又先后打退了日军的两次强攻,但守军粮食弹药补给吃紧,援军却迟迟不到。8月6日,守军拟好了一道电报,由译电员交给卢庆贻,卢庆贻随即将电报发往芷江,后经由芷江空军台转往重庆。此后,卢庆贻被日军俘虏,万幸在被日军强迫劳动时逃脱,抵达贵阳后,才第一次从报纸上看到了他拍发的“最后一电”全文。

  70多年后仍能背完整段电文

  卢庆贻的儿子告诉北青报记者,父亲当时是部队中的电报员,当时译电员给卢庆贻的是电文代码,他自己并不清楚发布的电报具体内容,直到抵达贵州才了解到自己当时拍发的电报引发了全国热烈的反响。

  据新华社此前报道,70多年后,卢庆贻在接受采访时仍能一字不差地背完整段电文。衡阳沦陷后,不少阵亡中国士兵遗体暴露于野,长时间没得到安置。抗战胜利后,包括卢庆贻在内的60多名第十军士兵赶到战场,用4个多月时间收集了3000多具阵亡将士遗体,全部合葬在衡阳城郊张家山一带。卢庆贻的儿子说,近些年父亲还曾和他一起去过张家山,“父亲给我讲当年这一带的情况,回忆当年的故事。”1946年,卢庆贻回到老家务农,再也没有出去。

  据新华社报道,2015年9月3日,卢庆贻作为抗战老兵代表,受邀到北京参加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阅兵,并于当天坐上第11号阅兵车接受检阅。在卢庆贻卧房里,墙上挂着很多他参加抗战纪念活动的照片,桌上摆着各种荣誉和纪念勋章。“跟那些牺牲的战友相比,我算幸运的。无数将士官兵献出宝贵生命,才换来如今的和平生活。”卢庆贻说,“我们要珍惜和平,希望永远不要再有战争。”

  卢庆贻的儿子向北青报记者表示,目前家人正在操办老人的后事,“父亲曾给我们讲过战争的残酷,谈起他九死一生的经历。但一直没提起自己就是‘最后一电’的发报人,直到前些年有研究者得知他是衡阳保卫战的亲历者,找他了解情况,老人才讲述了自己发出‘最后一电’的经过。在日常生活中,他也一直教育我们一定要做个诚实的人,要走正道,做一个正派的人。”

  文/本报记者 屈畅 统筹/孙慧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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